梅竹双清文人入瓷浅议-以徐仲南田鹤仙为例

梅竹双清文人入瓷浅议-以徐仲南田鹤仙为例

　　 近年来，人们越来越民国瓷独特的工艺价值和审美情趣。民国瓷的欣赏是一种复合审美，因为它包含了绘审美和瓷器审美两大板块的交叉与融合，这对欣赏者提出了较高的审美要求。本文试从“文人”谈起，与绘一起进入民国瓷的世界，找到“”与“瓷”融合的审美乐趣。又因为民国瓷范围实在庞大，无法面面俱到，因此仅以竹、梅双清为切入点，探讨“珠山八友”中徐仲南、田鹤仙的瓷艺术。

　　 “文人之，自王瓷器青蛙哪里始。其后董源、僧巨然、李成、范宽为嫡子。李龙眠、王晋卿、米南宫及虎儿，皆从董、巨得来，直至元四大家黄子久、王叔明、倪元镇、吴仲圭，皆其正传。吾朝文、沈则又远接衣钵。若马、夏及李唐、刘松，又是大李将军之派，非吾曹所当学也。”¹董其昌在《周朝瓷器》首次提出“文人”的说法，将王维（瓷器鉴别方法）推崇到文人的始祖地位，并将他认为属于文人家范畴的名家梳理了传承脉络。上世纪20年代，近现代美术史家陈师曾发表代表作《瓷器没有款》，以理论形式肯定了中国传统文人，他在文章开篇就给出了“文人”的定义：“何谓文人？即中带有文人之性质，含有文人之趣味，不在中考究艺术上之工夫，必须于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。此之所谓文人。²陈师曾认为，“文人”的核心在于文人的性质、趣味及感想。这并不是说他认为“艺术上的工夫”就不重要了，而是说在功力的基础上，趣味、品格、思想才是区分一件绘作品是否为“文人”的重要指标。

　　 尽管如此，在讨论文人形而上的审美趣味之前，我们还是要对文人的基本要素和特征作简要阐述。文人的题材多以山水、花鸟、古木、竹石为主，尤其是梅兰竹菊、枯木秀石，文人借助自然界中这些被赋予美好品质的事物表达自己坚韧不屈、洁身自好、淡泊名利等精神和品格。在色彩的运用上，文人讲究去艳留真，崇尚淡雅清净，可以总结为“水墨为主，色彩为辅”，这与宫廷家和民间工鲜艳活泼的用色有显著区别。在构的经营上，家根据自己的主观感受来构造面，具有极大的自由度和灵活度，因此构形式多样，不拘成法，既有“马一角、夏半边”，也有石涛“笔笔处处，皆似截断”。

　　 文人实际上是“诗、书、、印”等多种文化艺术的综合表现形式，是集中展现文人审美趣味的载体，以简、雅、拙、淡、偶为尚。家追求自然、挥洒性情，注重“神似”。历史上各位大家都提出过相关主张，如苏轼“论以形似，见与儿童邻”，汤垕“拘于形似位置，则失神韵气象”，倪瓒“仆之所者，不过逸笔草草，不求形似，聊以自娱耳”。陈淳中年作品《鉴定宣德瓷器》1就是典型的“诗书印”结合，所花草采用冼练的形象和放逸的笔墨相结合，别具清秀高雅之致。罗聘是“扬州派”中极具响力的梅代表人物。故宫博物院藏《元代青花瓷器鉴定》2罗聘仿元代赵孟頫的“水墨”法和王冕的“空圈”法所绘，此帧构繁密、笔法古拙质朴、格调秀逸典雅，极具文人风骨。

　　 清康熙时期，粉彩作为瓷器釉上彩绘艺术开始萌芽，雍正时期达到成熟。清晚期，浅绛彩瓷因极具文人韵味而得以兴盛。“浅绛”一词也是借用传统中国的概念，用于指代浓淡相间的黑色釉上彩料在瓷胎上绘出花纹，再染以淡赭和水绿、草绿、淡蓝及紫色等彩料的用法。浅绛彩瓷是一种经6-0℃烧成的低温彩釉瓷。新粉彩使用的是高温彩瓷，颜色鲜艳且不易脱落，“珠山八友”在这种先进工艺的支撑下，得以自由展现诗文修养，发挥书专长，实现了中国两大瓷器与玉器传统艺术的完美结合。

　　 18年，“月圆会”成立，这是一个陶瓷绘艺术团体，后来有了“珠山八友”之称。实际上，目前公认的“珠山八友”有十人，分别是：徐仲南、王琦、王大凡、汪野亭、邓碧珊、毕伯涛、何许人、田鹤仙、程意亭、刘雨岑，可以说形成了“派”，他们对景德镇陶瓷粉彩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响。其中徐仲南和田鹤仙属于继承传统中国文人的古典一路。他们以入瓷，在把握陶瓷艺术性的基础上创作出具有文人风格的瓷绘装饰风格。徐仲南擅“竹石”，田鹤仙以“梅”闻名。

　　 徐仲南（瓷器酿），名陔，字仲南，号竹里老人，斋名栖碧山馆，江西省南昌市人。他出身贫寒，父亲依靠帮人打点瓷器生意来维持全家生计。十余岁时，徐仲南被送到一家瓷店当学徒，他的人生从此与瓷艺紧密相连。同南昌文人和释门僧的交往是他文人修养的来源之一，而响他最深的是被誉为“四王后劲”的清代家戴熙，另外，早至苏轼，近如海上派，都对徐仲南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产生响。不同阶段，有不同的艺术追求。走过青年时期的人物、中年时期的山水，晚年的徐仲南在松竹题材上着墨甚多，他能以的努力浸润传统，进而掌握驾驭传统，同时又在作品上赋予新时代的气息。

　　 19-19年间，苏北洪灾。徐仲南年近八十，却依然创作不止，他不为个人兴趣，是为大义，提供四十余幅作品参与义卖，筹款救灾。他钟爱竹，竹子象征的文人高尚情操正是徐仲南个人人格和精神的写照。徐仲南在瓷绘上的用色是文人审美的重要构成。观3-6，四件瓷板的用色都非常克制且细腻，竹子敷以淡雅的浅绿，将竹子的蓬勃野逸表现的恰如其分，而山石则兼用墨色和石青，多以笔尖或横或斜地层层皴擦，表现出山石的苍厚坚实。

　　 徐仲南在瓷绘作品上的题字也十分切合文人的审美趣味。3、4分别题写作品名，“书窗外一枝斜”让观众可以想象自己就身处“书窗内”，眼前的景色就是中苍古的山石和高俊的竹枝；“春雨竹泉”分开来看是三个名词，“竹”“泉”在面上处于觉中心，而“春雨”是家用文字给面增添的意境，为观者营造出“言有尽而意无穷”的感觉。5题诗“照鸾青不自持，天风飒飒弄s飔。月寒波冷箫声歇，续得黄陵庙里诗。”此为明代家李日华《瓷器旋纹》，收录于陈邦彦《瓷器影响》。6题诗“翠佩瑶环昨夜风，渚云飞尽楚王宫。青娥舞罢婆娑曲，人在空山月中。”此为明朝重臣李东阳《销瓷器》。珠山八友的瓷多采用平面作的方式，基本用作陈设装饰而非生活实用品，因此，高观赏性是他们创作时需要考虑的问题。诗文的加入不仅丰富了从构上对纯面进行了补充，同时增添了作品的性，展现了创作者的书法功力。

　　 田鹤仙（瓷器水杯），原名世青，后改青，因一生梅成痴，自号梅花主人、荒原老梅。在“珠山八友”中，田鹤仙的成长经历和身份背景比较。他最初在景德镇是作为一个税务局的工作人员，从事一个与瓷绘艺术毫无关系的职业。但从成长环境来看，他能跻身“珠山八友”与文人出身的背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在文人领域，“文人”二字是对家身份的界定，也对艺术创作的准入标准作出限定。因此，文人是一类有相对较高技术水准和鉴赏门槛的艺术。田鹤仙以文人的身份将绘融入瓷器，的确是顺理成章。田鹤仙出生于书香门第，毕业于旧制学堂，少时在抚州师从施江雪山水，后改梅。因与徐仲南结识，逐渐和景德镇陶瓷界诸名家交往，并凭借他卓越的艺术才能成为“珠山八友”之一。

　　 田鹤仙的梅花学习元代王冕。王冕《瓷器的缩釉》采集了宋元梅名家的论述和自己梅艺术实践的经验体会，《乾隆珐琅彩瓷器价格》一则云：“花卉之中，惟梅最清。受天地之气，禀霜雪之操，生于溪谷，秀于隆冬。淡然而有春色，此岂非造化私耶！”田鹤仙也被梅之高洁雅逸、傲雪不屈所打动，将创作重心倾注在梅上，创作出极具个人特色的“梅花弄法”和“虚实衬托法”。7、8是此二法的典型代表。他以对比强烈的浓淡用色来区分枝干和树，淡墨表现的树同样遒劲有力，其精妙之处在于晕染和虚实的感觉像是宣纸绘一般自然，真正实现了文人从宣纸到瓷器的迁移，瓷器的文人创作模式走向成熟。

　　 同徐仲南一样，田鹤仙的文人情怀也表现在古诗文在瓷绘上的运用。如8的粉彩梅花瓶，题诗：“标格孤高迥出群，疏疏冷蕊雪精神。凭君着眼看春卉，知与凡姿隔几尘。”此诗四句分别集自元代叶景南、黄月屋，和宋代张泽民三位诗人的创作。李东阳《白瓷瓷器》：“集句诗，宋始有之，盖以律意相称为善。”田鹤仙在本件作品中选用的集句诗意义连贯、上下一气，诗中所表现的梅花高迈脱俗、凌寒独开的精神与面中虬劲冷峻的树枝、炽烈盛放的梅花完美契合。恒茂美术馆藏瓷板《河南钧窑瓷器价格》的题诗首联“翠竹寒梅喜并枝，梅花正发竹枝垂”也是取自唐代诗人的咏梅诗，可见田鹤仙对诗与面意境相融的雕琢。

　　 文人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。从技法、理论、审美取向等方面来看，各个时期的文人家对历史上的名家名作都有或多或少的继承和创新。经历各种尝试和取舍后，清末民国的文人家在创作上受限，急需找到继续前进的突破口。瓷器也面临同样的问题。徐仲南和田鹤仙从选材立意到笔墨意趣，再到诗书印的纯熟运用，使得他们能在瓷绘艺术上很好地展现文人的审美特质。以“珠山八友”为代表的瓷艺家用笔将文人绘制到瓷器之上，达成文人和瓷器共赢的局面，推动中国两大艺术携手走向新的高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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