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年景德镇一瓷器厂老板被捕不料其早有预料这是我的报应

19年景德镇一瓷器厂老板被捕不料其早有预料这是我的报应

　　 19年11月29日深夜，几辆蒙着黑色窗纱的轿车从紫金山麓的一所茅屋处开出，向南京城东面驶去。

　　 当车子来到麒麟门外的沙子岗时，却突然停了下来，司机从车上走下来检查情况，对车里的人说：“抛锚了，你们先下来吧。”说罢，从后车座又下来一个被几名卫兵押着的年轻男子，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。

　　 然而就在这时，一个黑洞洞的枪口出现在年轻男子的身后，接着“砰”的一声，年轻男子应声倒在了血泊中。这位被害的男子是邓演达，而他的幕后黑手正是蒋介石。

　　 在邓演达和蒋介石分道扬镳之前，他们都曾是孙中山在军事上的得力助手，孙中山在世时，蒋介石和邓演达一直处于互相欣赏的状态。

　　 14年，孙中山着手筹备陆军军官学校，蒋介石和邓演达就被委派为筹办学校的主要负责人。后来，黄埔军校正式成立，蒋介石为校长，邓演达则是教练部副主任，两人关系非常密切。

　　 但蒋介石和邓演达这种互相欣赏的状态很快就结束了。有一种说法是，蒋介石用人唯亲，排斥异己，让昏庸无能的王柏龄当军校教授部主任，而对才华横溢的邓演达日益憎恨。

　　 虽然不知这种说法是否可信，但可以肯定的还是，自孙中山去世后，邓演达和蒋介石的矛盾日渐加深。

　　 15年底，邓演达从国外回国决定继续孙中山未尽的革命事业，然而他的事业屡屡受挫，主要原因是他遇事直陈，不稍顾忌，多次拂了蒋介石的面子，这让蒋介石很是恼火。

　　 16年，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，邓演达公然提出反对，蒋介石一气之下将其调到了潮州，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教育长。

　　 这一年，广州国民出师北伐，急需用人的他不得不请邓演达亲临北伐前线，参与指挥战斗。

　　 在一些政见上邓演达很是看不惯蒋介石，但在北伐这样的大事上邓演达十分赞成。当蒋介石写信于他后，他即刻放下过往恩怨领命上阵，身先士卒，不怕牺牲，从长沙打到了武汉。

　　 北伐军一路攻克武汉、南昌，鉴于形势的变化，蒋介石生出了迁都的想法。他两电广州，要中央和国民迁都武汉。

　　 然而，等到禹州瓷器批委员已经到达武汉，并开始以党政临时联席会议行使职权的时候，蒋介石又提出了迁都南昌，并截留了途经南昌到武汉的第二批要员。

　　 邓演达对蒋介石出尔反尔的行为深感不满，于是，趁着蒋介石接待武汉各界代表的时候，鼓励大众代表发言，强烈要求蒋介石收回迁都南昌的决定。

　　 迁都这件事还没有结束，武汉地区就掀起了“反蒋”，邓演达在此期间积极撰写文章，在各种上发表演说，对蒋介石分裂革命，实行封建独裁进行了揭露和斗争。

　　 蒋介石对邓演达恨之入骨，之后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，在他所发布的通缉令中，邓演达是中瓷器房子遭到通缉的人。

　　 蒋介石放出通缉令后，就意味着他和邓演达彻底决裂。当天，邓演达化装逃离武汉，到达莫斯科。

　　 10年，邓演达秘密回国，主持成立中国临时行动委员会，积极开展反帝、反封建和反蒋活动。到了19年上半年，邓演达领导的革动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小的响。

　　 蒋介石对此恨之入骨，从心底里，他到底还是惧怕邓演达的响力。思虑之下，蒋介石决定派王柏龄到上海，与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密谋，准备暗邓演达。

　　 在这种紧张的氛围下，同志们都极为担心邓演达的人身安全，纷纷劝他到日本或者香港暂避。但邓演达却说：“要革命就要反帝，岂能违背民意寄身于帝国主义之下？何况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一样，同样会对我暗的。”

　　 中国临时行动委员会上海市干部会，有一个叫陈敬斋的干部，江西人，学生时期便品质恶劣，生活腐化。

　　 在其父亲后，陈敬斋花光了所有积蓄，生活无着落之时投机革命，18年到上海加入中国临时行动委员会。

　　 邓演达在上海工作期间，陈敬斋负责担任整理和分发文件工作。邓演达对陈敬斋极为照顾，每次陈敬斋叫喊家庭困难，他总是亲自批给其经费。

　　 但陈敬斋本性极坏，他总是喜欢在同事中拨弄是非、挑拨离间，闹得地下机关鸡犬不宁。在此情况下，邓演达不得不停了他上海的工作，调他到福建工作。

　　 起初，陈敬斋绝不接受，经过多次动员都没有效果。可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又说想通了，瓷器名称大全的条件就是在走之前见见邓演达。

　　 谁也没有料到，此时陈敬斋已经起了叛变之心，因为他认为自己被停职都是邓演达的错。

　　 在得到邓演达的同意之后，陈敬斋化名钟春琴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，透露了邓演达与之见面的时间地点，并让蒋介石抓紧派人抓捕。

　　 见面当天，邓演达来到约定地点，陈敬斋假借上厕所之名，偷偷给特务报信。特务们蜂拥而至将邓演达抓捕，陈敬斋则从此销声匿迹了。

　　 得知邓演达被抓，蒋介石欣喜若狂，急忙从南昌飞到了上海。此时，蒋介石并未下定决心邓演达，他认为其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，如果能收入麾下，对他的统治大业多有助益。

　　 然而，当蒋介石将这一想法说给其他人听时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应该尽快除掉邓演达，因为他们认为，邓演达一人足以分散黄埔力量、动摇根基。

　　 蒋介石仍不愿放弃邓演达这个人才，多番与邓演达交涉，希望其能归顺于他。可邓演达早已看清了蒋介石的面孔，坚决不肯低头。最终，蒋介石没了耐心，决定将邓演达秘密害。

　　 邓演达牺牲后，陈敬斋叛徒的身份也随之暴露，可此时他已经逃之夭夭，组织也无法替邓演达报仇。或许陈敬斋自认为平安无事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邓演达的同志们一直牢记着这笔血债。

　　 19年，全国解放已成定局，农工党江西省委在讨论工作时将陈敬斋的问题列入了议程，大家一致决定时候将这个叛徒绳之以法了。很快，公安局就找到了陈敬斋的下落。

　　 原来，陈敬斋在逃亡后，就到了景德镇，开了一家瓷器厂当了老板。公安局经过商议后，决定不能打草惊蛇，于是就化装成与之谈生意的合伙商，将陈敬斋引了出来。

　　 陈敬斋毫无防备，当他站在公安局门口时才恍然大悟，然后哀叹一声：“这是我的报应啊！”

　　 19年，陈敬斋被执行枪决，这个可耻的叛徒在20年后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。